司法拍賣模式取舍大勢
在這個最后的戰略高地上，各種規則滋生交錯，敏感異常。重慶模式、淘寶模式、東莞模式、上海模式，幾種代表性司法拍賣解決方案，你來我往、勢力消長，取舍之間，意味深遠
進入2014年，司法拍賣主導權之戰的硝煙，越發濃烈了。
首先，自浙江全省試水之后，“淘寶模式”北上江蘇再下一城：自2014年1月1日起，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全省全面實施網上司法拍賣，13個中級法院的淘寶店上線，每個中院選擇兩家基層法院同時上線。
北蘇南浙，以“公共資源拍賣中心”為特點的司法拍賣“上海模式”，頓時處于“淘寶模式”包圍之中。
淘寶兵鋒所指，還南下殺入了廣東，在中山打入了一枚釘子：中山市第一法院于2013年12月23日上線淘寶，是為廣東省首家試行網絡司法拍賣的法院。
廣東，是“公共資源拍賣中心”體系的發源地—東莞的所在地，“上海模式”可謂是“東莞模式”升級版，“淘寶模式”由此與之短兵相接。
與此同時，一度勢頭勁猛的“重慶模式”，攜地方國資委旗下的“產權交易中心”體系，也在此地爭奪生存空間。
法庭內外的爭斗之后，最終經濟戰果往往要通過司法拍賣來實現。這是權利兌現、利益交割的關鍵節點。重慶模式、淘寶模式、東莞模式、上海模式、，幾種代表性司法拍賣方案，你來我往、勢力消長，取舍之間，意味深遠。
在這個最后的戰略高地上，各種規則滋生交錯，敏感異常。長期以來，相當大比例的法院腐敗案件都涉及到了這一環節，官員曾在此落馬，惡行曾在此掩蓋，所幸，時代車輪滾滾向前，越來越多的陽光普照此地。
為輿論所歡呼的淘寶模式所向披靡。但是，它真的是一劑良藥乃至于絕對正確嗎？
所有的新舉措，都高舉了促進社會公正、將涉訴資產價值最大化的大旗，很少人關注到，模式背后的利益變動，才是改革成敗的關鍵。
2014年，實為司法拍賣改革走向的關鍵。這一年最終的大勢抉擇，關系到全國大量訴訟當事人利益，決定一大批拍賣企業存亡，決定大眾參與天量涉訴資產競逐的方式與可能。
淘寶再下一城
“感慨萬千，不吐不快�！甭劼犔詫毮Ｊ侥孟陆K全省，在業內有“中華第一槌”之譽的上海老拍賣人林一平說。這位上海拍賣行總經理、中國拍賣協會副會長一語斷定：“淘寶不是法寶�！�
在北京的中國拍賣協會秘書長李衛東也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淘寶模式使得法院司法拍賣轉向“親力親為”，“單純依靠淘寶這一新的司法拍賣模式去預防、杜絕人民法院執行工作中的腐敗，讓人既有一種千鈞一發的危機感，又有一種緣木求魚的荒唐感�！�
法院方面則為這種“親力親為”而歡呼，比如，江蘇省高院院長許前飛公開表示：“‘旁落’多年的司法拍賣權將回歸到法院。由法院主導司法拍賣將成為江蘇法院踐行司法公正的一項重要標志�！�
淘寶模式起始于2012年的浙江寧波。寧波北侖區法院新聞宣傳負責人黃宇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在當年1月的浙江全省法院院長會議上，浙江省高院院長齊奇提出進行網上司法拍賣試點。2012年6月26日，淘寶網上多了一個司法拍賣頻道；7月9日，來自北侖區法院和鄞州區法院的一輛7系的黑色寶馬和一輛三菱商務車開拍。
自此，淘寶模式起步、擴散，如今，已然蔚為大觀。
淘寶模式特點在于淘寶提供網絡平臺、零傭金、網民參與競價，而其要點，則在于—法院取代拍賣公司，重新成為拍賣的主導者。淘寶僅提供了一個平臺。
長期以來，在法院與拍賣資產之間建立“防火墻”是遏制腐敗的要害。法院在拍賣中的角色錯位，曾經導致全國各地許多執行法官集體落馬，直到2009年10月23日，《中國青年報》還報道了浙江臺州中級人民法院在拍賣中“四六分成”的潛規則，令當事人深受其苦。
這也是為什么《拍賣法》以及一系列司法解釋要求將司法拍賣委托給拍賣機構運作，將法院角色定位為監督者的立法初衷。
浙江和江蘇，都將淘寶模式推行目的解釋為“杜絕低估賤賣、縮水貶值、暗箱操作等傳統司法拍賣中存在的現象”。但在李衛東看來，地方法院熱衷推行淘寶模式，“這是個別人民法院對司法利益選擇的一種取向，也是各種利益相互角逐的結果，防止腐敗的說法只是一個美麗的借口而已�！�
誰來埋單？
在林一平這位老資格的拍賣人看來，淘寶模式最大的麻煩在于“不專業”。
因為司法拍賣涉及的是一個環環緊扣的工作鏈條：勘察標的、查補證照、搬運入庫、刊登公告、擬定規定、張貼告示、現場拍照、編制目錄、宣傳招商、接受咨詢、組織預展、報備工商、實施拍賣、收取價款、交割過戶、總結報告、資料存檔。相比淘寶網上琳瑯滿目的普通商品（標準商品），每一件拍賣標的的種類、權屬、現狀、稅費、數量、交割、售后乃至瑕疵風險，都具有相當特殊性，“無法一拍了之”。
“現場拍賣也好，網上競價也罷，都僅僅是其中的一個點，不能取代拍前、拍中、拍后那么多的工作。臺上一槌子，臺下數月功，就是此意�！绷忠黄秸f，司法拍賣上淘寶的始作俑者—浙江法院，也僅僅是將大約不足20％、瑕疵較小的拍賣標的上淘寶競價，其余大量標的仍是委托拍賣企業處置。
“現在，江蘇司法拍賣全部標的都要上淘寶，這么繁瑣、嚴密的工作由誰來做呢？是淘寶做？不可能，因為淘寶只是提供平臺，網上留的都是經辦法官的電話。由法官做？法官的法定職責是確保司法透明公正，而不是做這些輔助性的工作。事實上，被留下電話的法官也是公務纏身，接通已經不易，回答難免生硬，自然招商效果、執行進度也打了折扣。司法拍賣工作量大事雜，要做好勢必加劇司法資源的緊缺程度�！绷忠黄秸f，“在上海，這些工作事由30余家司法拍賣入圍企業300多個工作人員完成，如果換法官來做，公務員隊伍自然得招人擴軍，這多出來的成本豈非由所有老百姓埋單？”
這正是擔憂所在。
“重慶模式”其興也勃
2012年，當淘寶模式在浙江起步的時候，另一種模式已在山城重慶崛起，并一度取得比淘寶模式更大的聲勢。
2009年4月，重慶市規定，所有的涉訟資產必須全部進入重慶聯合產權交易所進行交易，“重慶模式絞碎不正當利益鏈”。
聯合產權交易所是重慶市國資委指定的唯一國有產權交易及鑒證機構，其要點是規定所有拍賣公司進入該交易所拍賣，交易所從中提成，對拍賣企業的傭金蛋糕進行切割。
在重慶模式中，政府體系的國企，成為主導者。這一模式，也被廣泛推廣。2010年8月起，武漢將土地、房產以外的其他資產的拍賣、變賣委托給武漢光谷聯交所進行。2011年8月份，最高人民法院發文規定“涉國有資產的司法委托拍賣由省級以上國有產權交易機構實施”。這為產權交易機構正式打開了進入國有訴訟資產交易的大門。
從2011年7月12日開始，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執行中的拍賣、變賣財產，以及外地法院委托該院選定拍賣機構拍賣該市轄區內的標的,全部進入廣州市產權交易所進行交易。2011年11月24日起，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及所屬基層法院的涉訟資產，進入吉林長春產權交易中心拍賣。
重慶模式的最高潮，出現在2012年2月8日。
這一天，全國法院深化司法拍賣改革工作會議在重慶召開，《重慶日報》報道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對會議作出重要指示，市委書記薄熙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分別作出重要批示。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出席會議并講話�！�
在這次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和重慶市政府副市長劉學普一起按動水晶球，正式開通了“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
當時的對外通報說：“中國每年數千億元的訴訟資產今后將逐步在這一統一的交易場所和網絡平臺進行處置”。
“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的版權屬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裝備管理局，但硬件平臺放在重慶，由重慶聯合產權交易所負責網站技術支撐體系建設和網站運營維護。
該網站擁有包括“拍賣信息網上發布”、“競買報名網上進行”、“拍賣機構隨機選定”、“電子競價網上開展”和“網上結算”等多項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蘇澤林表示：建立統一的交易場所和網絡平臺，將有助于擴大拍賣信息的公開程度，有助于落實對競買人信息的保密要求，有助于強化對拍賣過程的全程監控，“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的開通，對推進司法拍賣改革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領作用。
這個有最高人民法院和重慶雙重背景的網站，有迅速擴張壯大的無限可能。不過，它的繁華似乎停頓了。本刊記者在2014年1月17日登錄該網站，“網上競價”版塊的拍賣項目，絕大多數都來自于重慶聯合產權交易所。
值得注意的是，江蘇南京市從2011年9月1日起將全市兩級法院司法拍賣統一集中在南京市產權交易中心進行，而今，江蘇省自2014年1月1日起全省采納淘寶模式。
至少在江蘇，淘寶模式的風頭，已然超過重慶模式。
東莞模式與廣東格局
雖然“重慶模式”的產權交易所進入廣州并取得全部司法拍賣業務，但知情人士向本刊記者透露說，產權交易所在廣州的傭金提成相比重慶已然大大降低，拍賣企業得到了相對大的傭金比例，而不是如一些地方一樣，60%被交易所提走。
廣東司法拍賣格局，在全國較為特殊。
東莞市拍賣協會會長尹潔玲向《瞭望東方周刊》介紹說，1993年，東莞法院系統在廣東率先委托拍賣企業拍賣查封資產，結束了法院自行變賣資產時代；2000年起在廣東率先以搖珠方式選擇拍賣企業；2008年在全國范圍內率先設立公共資源拍賣中心，統一場地，集中拍賣。
在東莞，拍賣業業務的80%來自司法拍賣�！艾F在省市兩級法院都是搖珠，搖到哪家企業就是哪家企業，不需要請法官吃飯，沒有用。省高院主要是根據拍賣師、注冊資金等設立入圍搖珠門檻，東莞38家拍賣企業，有33家符合標準，比例很高�！币鼭嵙嵴f。
2007年，東莞市委、市政府發現拍賣中常有一些底價成交出現，有人串通，因此成立了拍賣協會，建立集中拍賣中心，統一集中管理、法院和多部門聯合監督。這一中心后來改名為“公共資源拍賣中心”，并在全國迅速推廣。比如，廣東省內隨后就建立了23個公共資源拍賣中心，輻射珠海、深圳等地，其覆蓋范圍大于產權交易中心體系。
上海等地，也一步到位建立了公共資源拍賣中心，接受由12個單位（商務委、工商局、高院、市發改委、經信委、監察局、國資委、公安局、質監局、財政局、海關、機管局）組成的上海市公共資源拍賣監管委員會監督。
東莞模式的公共資源拍賣中心，得到政府財政支持，但不向企業提取傭金分成，傭金全部歸拍賣企業，拍賣企業僅需要向拍賣協會正常繳納會費。而東莞模式、重慶模式、淘寶模式，都實現了網上競價。
由此，在廣東，既存在重慶模式，也存在東莞模式，到了2013年12月，中山市第一法院試水淘寶，以將淘寶模式引進廣東。
一年傭金收入有多少呢？尹潔玲介紹說，東莞司法拍賣一年的成交額在5億元左右，傭金收入1400萬元左右，平均下來，每個企業50萬~60萬元。該市有120多名拍賣師，從業人數400余人，“生存并不容易”。
廣東省拍賣協會秘書長鄭曉星向《瞭望東方周刊》介紹說，就廣東全省而言，司法拍賣在拍賣業中比例為30%以下，就全國而言，司法拍賣比例亦在四分之一左右，類似東莞這樣八成業務來自法院的情況，較多地存在一些地級市而不是一線城市。
在鄭曉星看來，淘寶模式利用網絡平臺的精神其實在各種模式中都已經實現了�！瓣P鍵是拍賣主體要明確，是拍賣企業？還是法院？第一個風險就是違約，一旦訴訟，絕對無法支持拍賣結果，因為淘寶模式的程序、結果都是無效的。違約沒有代價，保證金也必須無條件退回�！�
據《都市快報》報道，在浙江麗水青田就發生了一次違約案例。
2013年6月初，青田法院將一個店面房上網拍賣，評估價80.9萬元，起拍價80萬元，競拍人須繳納保證金10萬元。兩名競價人共出價67次，最終，陳某以165萬元競拍成功。事后，陳某違約，青田法院多次與陳某溝通，催促其支付拍賣款，但陳某始終拒絕。7月29日，青田法院不得不再次將該店面移送網絡司法拍賣。最后，該店面被人以85萬元競得。
誰更會賣？
淘寶司法拍賣，得到參與人數眾多有利于價格最大化的稱譽，但浙江省拍賣協會不這么看。
該協會的對比研究說，很多資產其實反而賣便宜了：“以曾創浙江省司法網拍單個標的價值最高的海寧市破產企業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的土地廠房為例。淘寶網上的數據顯示，該標的位于海寧市區中心區域，屬二級工業用地，含有證國有出讓工業土地面積117669平方米、廠房等建筑物（有證面積62314平方米；無證面積300平米）以及構筑物與設備、設施等財產，起拍價1.55億元。2013年3月29日拍賣，共有2位競買人參加，經過5輪競價，最終成交價1.59億元，僅比1.5867億元的評估價增值0.21%。建筑物及設施設備價值忽略不計，土地使用權成交價格為每平方米1351.25元�！�
同樣是海寧市內的司法執行標的，2013年2月1日，拍賣企業拍賣涉訴的海寧市許村鎮塘南路某廠的國有出讓工業用地及部分設備。該標的含有證國有出讓工業用地7335平方米、建筑物約1.2萬平方米（無證），標的坐落于海寧郊區，土地等級比淘寶司法網拍標的低，屬四級工業用地，起拍價1600萬元。共有7位競買人參拍，經過33輪競價，最終成交價為1900萬元，比評估價增值19.38%。無證房產及設備價值忽略不計，土地使用權成交價格為每平方米2604.55元。
紹興的一個事例也曾引起反響。2013年10月15日，淘寶網拍賣紹興銀行3200萬股股權，10060萬元起拍，兩人參加競買，12輪競價，成交價為10600萬元，增值5.36%，折合每股價格為3.31元。在更早之前的2009年7月2日，紹興市商業銀行（紹興銀行的前身）的3600萬股股權也曾被司法執行拍賣，9756萬元起拍，8位競買人參加，經過100多輪的競價，成交價為16000萬元，增值64%，折合每股價格為4.44元�！霸诮B興銀行籌備上市以及這幾年國內CPI上升導致人民幣購買力下降的背景下，每股價格反而走低，著實是怪事一件�！边@份報告說。
該報告還介紹說：“同樣的事例也曾發生在寧波。同一小區同一幢樓上下樓的房子，淘寶司法網拍的301室成交價為180萬元，而委托拍賣企業的201室成交價為250萬元�！�
“傭金制度恰恰保證了拍賣企業與法院目的一致—將涉訴資產價格最大化，而淘寶的目的則與法院沒有一致性�！痹卩崟孕强磥�，零傭金是極大的錯誤，因為天下并沒有免費的午餐。
傳統的拍賣方式也受到了廣泛的指責，比如，力主重慶模式的重慶高院就宣布說：僅2005年至2008年，重慶每年約三千余宗涉訟司法拍賣案例中，90%左右的標的物要多次流拍，拍賣額平均縮水30%左右。
司法拍賣，是司法改革，也是經濟發展的晴雨表。2013年12月17日，溫州區域內法院系統通過淘寶網公開拍賣的房源約為990套，而第二天便增至1071套，一天增加了81套。這被一些輿論評判為“溫州出現斷供潮”，一些人甚至判斷“司法拍賣產業鏈由此催生”。
無論采取哪種模式，沒有異議的是，引入一個面向全國的公開的互聯網平臺，是大勢所趨，現有的東莞模式、上海模式、淘寶模式、重慶模式，都有網絡競價的功能。
問題僅僅在于：誰來主導這一切？
